50元一瓶可乐！珠峰野蛮产业链：啥人都能来，“卖人头”最赚钱

 “你知道的，这是一颗摇钱树。”

诺布.丹增把珠峰称为珠峰公司，1953年他的父亲丹增·诺盖，与新西兰人希拉里，最先抵达了这个星球的最高点，珠穆朗玛峰。

66年前的两位勇士，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他们拼死创造的奇迹，几十年后，会成为人们，开启通往顶峰商业之路的钥匙。

据尼泊尔政府公布数字显示，2019年一共有381位登山者获得攀登许可，按照人均4万美金收费计算，一个登山季，珠峰仅南坡所带来的收入，就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。这座巨大的“金山”背后，暗藏怎样一条商业链条？人们究竟为了什么走向这座山峰？

 

1953年登山家埃德蒙·希拉里与丹增·诺尔盖登顶珠峰

 

 

一条产业链，野蛮生长了20多年

 

喜马拉雅数据库统计显示，2003年以前，中国登顶珠峰人数为40人，而2003年至今，登顶人数多达374人，这其中绝大多数，是通过商业登山实现的。

中国人开始珠峰的商业攀登，不过是最近十几年的事。2001年西藏圣山登山探险服务公司成立，开始摸索高海拔商业登山模式。

而著名企业家王石，则真正掀起了中国民间的登珠峰热。2003年，王石等人从北坡登顶珠峰，通过央视直播，风头一时无两，此后这座高大的雪山，成为众多商界人士的心之向往。

 

中国企业家王石曾两次登顶珠峰

 

热度蹿升，隐患也随之埋下。

2009年，攀登者吴文洪遇难，这是西藏开放珠峰商业攀登以来，第一次遭遇山难。这一年开始，珠峰北坡西藏侧的攀登变得 “严”起来。登山者报名珠峰前，必须依次登过6000米、7000米、8000米级雪山。

“条件严苛，价钱贵”，于是很多民间登山客，不得不转而走向南坡，这其中就包括麦子。

“老杨不止一次和我说道，北坡容不下了，咱们去尼泊尔的南坡吧”。

麦子口中的老杨，名叫杨春风，是中国民间登山第一人。他曾在2007年、2009年两次登顶珠峰。

彼时，杨春风带着自己的高山探险公司，远走尼泊尔。没想到，2013年他在巴基斯坦遇袭，不幸罹难。作为老杨的助手，新疆姑娘麦子忍住巨大悲恸，接手了老杨的业务。并将公司改组为高山沸腾登山公司。

 

中国登山家探险家杨春风

 

“南坡和北坡，风格太不一样了。”

在南北坡闯荡了11年后，麦子这样评价道。

彼时他们来到南坡时，这里早已有了成熟的珠峰产业链。相较于北坡的萧瑟，南坡则繁荣到令人惊诧。各国登山营地、医疗救助站、小超市、酒吧，应有尽有，俨然一个大型国际度假村。

“那时尼泊尔境内高山探险公司大概有1000多家，现在2000多家，以前30万人民币就能注册一家公司，现在没有150万下不来。”麦子说道。

尼泊尔的法律规定，不允许外国人在尼泊尔注册登山公司，只能由尼泊尔人本地注册，外国人进行参股或者与之合作。

此种背景下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，便催生了一条形似“旅游社与地接社合作模式”的珠峰产业链：

西方高山探险公司向欧美市场推销，向每名登山客收取5-7.5万美元报名费，再花3-4万美元，转包给尼泊尔当地公司进行服务。尼泊尔当地公司雇佣夏尔巴，负责机场接送、搬运行李、配备氧气筒、协助登山等等具体事宜。

 

 

这样链条下的西方探险公司，更像是中介，也被大众诟病为赚“人头费”。

前北大山鹰社成员、巅峰探游创始人孙斌却认为，“很多从业者及参与者，对探险公司价值认识不清楚。西方及中国探险公司核心价值在于，有丰富经验，对目的地了解，再加上长时间与客户深入沟通，了解每一个客户，能够帮他制定独一无二的风险管理，而这些，是当地公司很难做到的，”

 

“任何人都可以来这座山，愿意付钱就行”

 

珠峰下，暗藏的这条产业链，在尼泊尔蓬勃发展了二十多年。但看似繁荣兴旺的背后，却充斥着各种乱象。

除了一些登山公司，连往年的登山客，都可以出来赚“人头费”。

“比如（某人）去年登顶，今年他就会带着一拨人，来尼泊尔找当地公司合作。这种太多了。他登一次珠峰，就敢带队了，这明显不合适嘛。”

麦子颇感无奈地继续说道：“这些中间商，不会和队员亲自签协议，风险告知书这些，队员拿到的只有收据。一旦出现问题，组织方和当地公司，就会相互扯皮，队员想维权都没地儿找。”

尼泊尔当地公司水平也是参差不齐，竞争惨烈，催生出很多低价团，一般报名费在21-25万人民币。而正常攀登珠峰的经济团，价格在28-35万人民币，豪华团在46—70万人民币。

“一分钱一分货”，低价团意味着，背后是低质量的服务水准，甚至引发事故。

“3万美金（约21万人民币）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他能获得多少保障力量。”麦子直言不讳，门槛降低，成本压缩，保障力度和专业程度必然受到影响，死亡风险随之提升。

 

低价团，导致珠峰南坡的人越来越多

 

2017年5月登山季，在珠峰南坡一个营帐内，两名外国登山客与两名夏尔巴向导不幸遇难。调查发现，他们的死因是野炊后，没有进行正常通风，严重违反了露营的基本规则。而遇难的两名夏尔巴向导，受雇于一家新成立的“向导”公司。

“我在珠峰南北坡一共11年，非常明白这种低价，我们不敢做，也不能做。宁可手上有一个高质量的队员，我都不要10个低价队员，因为我们死不起人啊，万一出事儿，在整个行业你就别去做了。”麦子愤懑地说道。

利益驱使下，很多低价公司，不对登山者资质进行筛选，于是很多不够格的登山者，出现在珠峰脚下。

新西兰人盖伊.科特，曾亲历了1996年的山难，在好友罗布遇难后，他接手了冒险顾问公司。

如今，面对日益庞大的登山群体，他无奈地说道：“人们登这座山的门槛非常非常低。基本上，任何人都可以来这座山，愿意付钱就行。”一些甚至从来没登过山的人，都在蠢蠢欲动。

2019年5月珠峰攀登季死亡人数为14人，3人失踪，这在珠峰攀登史上排名第四，仅次于1996年山难、2014年雪崩、2015年大地震。

而造成死亡人数攀升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一些不合格登山者的出现，形成“大拥堵”。

孙斌称：“珠峰近几年都堵，但不合格的登山者加剧了拥堵。今年之所以严重，就是因为有一些弱的人更慢。四五个印度女生上不去，后面的人又超不过去，一堵就是好几个小时。”

 

2019年珠峰上“大堵车”，造成多人遇难

 

 

直接“卖人头”的公司或个人，才最赚钱

 

“竞争惨烈、低价团横行、客户准入门槛低”，尽管珠峰南坡乱象丛生，但面对这个“昂贵”的行业，仍有很多商人坚信“很赚钱”，便一头扎进这片苍茫的登山行业。

2017年时，新疆凯途高山探险公司创始人罗彪曾估计，国内专门做商业攀登的俱乐部在100家左右。

“但规模大、有高海拔登山经验的公司，大概只有十家，”巅峰探游创始人孙斌称：“整体看，在全球探险项目中，珠峰的毛利其实不算高的。一般公司的毛利率大概20%—30%左右。但为什么要做（珠峰业务），因为代表着在这个行业里的地位。”

远在尼泊尔，经营高山沸腾探险公司的麦子，也颇有感触：“这几年我们收支刚好打平手。还好，我们在加德满都有自己的酒店和餐厅。如果没这些副业，是很难支撑下去的。”

 

看似柔弱的麦子，在珠峰南坡已经征战9年

 

事实上真正躺着赚钱的，是那些没注册，直接“卖人头”的公司或个人。

“人家比我们赚得多。比如他在国内收登山者28万人民币，然后交给尼泊尔公司最高也就26万，这样，一个客户他仍然能获得不低于2万块的收入。他没成本，而且还不用承担责任，因为他不会和队员签合同。”麦子说完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尽管当年无奈从北坡出走，但那里的管理有序，一直是麦子羡慕的，她说：“北坡虽然是一家垄断，收费也高（不低于45万人民币），但管理一直很稳定。在南坡，我们受制于社会环境和这种现象，能力很难完全发挥出来，可以说，是在夹缝里求生存。”

珠峰北坡相较于南坡，有严格准入制度。而南坡虽然有相关规定，但从未强制执行。

2019年5月出现“大拥堵”后，8月份尼泊尔政府出台了珠峰攀登新规，其中一条是“登山者必须攀登一座尼泊尔境内的6500+级别山峰”。

在麦子看来，“这项新规会执行得比原来严格。可能不会出现以前那种，没有登山经验的也出现在珠峰上的现象。”

而美国著名登山博主Alan Arnette则认为，“这项新规，或许依然不会强制贯彻。”

但无论怎样，在多数被访者看来，2020年的登山季，山上的人不会减少，珠峰生意还将继续红火下去。

 

明年的珠峰路，或许还会继续这样拥挤

 

 

一瓶可乐50元，攀登者每一步都是钱

 

山下，高山探险公司在这片江湖中，为了金钱全力厮杀。

山上，攀登者们，行走的每一步，则都是用金钱支撑起来的。

“一瓶普通可乐，在加德满都也就几块钱，但运到珠峰大本营，就要卖到50元人民币。”麦子说。

一个登山季，一般要持续50-70天，而每天在营地生活的成本，大约在150美金以上（合人民币1063元），相当于住五星级酒店一天的消费。

这样高昂的消费，绝非一般人能承受得起。巅峰探游创始人孙斌透露：“我们公司接待的攀登8000米山峰男客户，大多是35岁以上的中产人士，财务和时间相对比较自由。”

51岁的深圳人刘永忠，就属于这类登山者。

圈子里都叫他“阿忠”，是国内民间登山“超级大牛”之一，登顶了全球14座8000米以上高峰。

 

刘永忠曾两次登顶珠峰

 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刘永忠是深圳市卫生防疫站一名普通检验检疫员。1992年，他辞去了防疫站的“铁饭碗”，下海经商。

“那时我手上有一些物业，就开始做点小生意，到2001年，事业稳定下来，就把业务转给助手来打理，我每年都往外跑，去实现自己儿时‘游遍全国’的梦想。”刘永忠笑着说道。

游历3年后，刘永忠第一次与“登山”亲密接触，便深陷其中。2009年他从北坡首次登顶珠峰，2019年5月他又从南坡登顶珠峰。

“10年前我从北坡登时，价格才22万，现在45万多，价格比较贵。南坡从20多万，到50、60万不等，选择也比较多。”

2019年从南坡登顶，报名费，加上往返交通、装备、小费等需要个人额外支付的款项，刘永忠总花费大约50万人民币，这还是在报名公司给了他优惠的情况下。

十年中，刘永忠为了完成14座8000米山峰的梦想，前后攀登了20次，花了大约500万人民币，同时也消耗了巨大的精力。

刘永忠说，“我很庆幸，自己当年果断放弃“铁饭碗”选择从商，奠定了稳定的经济基础，不然后面的梦想都是空话。”

 

坚实的经济基础，让刘永忠有机会去实现登山梦想

 

相较于这些自费的“中产人士”，珠峰上还有一些靠拉赞助逐梦的年轻人。

26岁的王学峰，曾在一家户外影视公司学习，积累了不少户外拍摄经验。2018年，他在珠峰大本营参与了夏伯渝登珠峰的纪录片拍摄。

“夏老师戴着假肢，第五次去珠峰终于登顶，他的故事坚定了我要登珠峰的想法。”但登珠峰高昂的费用，让王学峰望而却步。

后来他找到带夏老师登珠峰的探险公司负责人明玛G，“我想登珠峰，但没钱。我可以帮你拍一部片子来换取登山费用”。明玛G答应给他免去一些费用。

王学峰又找到两家公司赞助的登山装备和拍摄器材，这次珠峰之行，才得以开始。

“大本营生活成本挺高的，比如wifi卡，一个G大约要180块人民币。” 虽然有赞助加持，但整个登山季，王学峰自己也花了大概10万元人民币。

“一般很少有像我们这种，比较穷的年轻人，到处拉赞助。登珠峰的主力是40-50岁的中年人，这些人，在中国就是那种企业家和老板，很有钱，他不需要拉赞助。”当时他所在的这支登山队，一共有10个登山队员，而靠拉赞助上去的，只有他和另外两个希腊女孩。

 

王学峰在进行高山拍摄工作

 

眼下，王学峰正在筹划明年从北坡登顶。

“计划从哪些企业拉赞助呢？”我问他。

学峰迟疑了一会儿说道：“还没想好，等过完年吧，就陆陆续续开始做。其实挺难的，主要还是看你的交际圈和社交能力。”

不管是自费，还是依靠赞助，近些年珠峰上的中国客户越来越多，在珠峰南坡深耕9年的麦子介绍道：”原来是欧美国家人、日本韩国人多，近些年中国人、印度人、巴基斯坦人开始多了。”

巅峰探游的孙斌认为，以后人们的登山需求，会越来越多。“随着《攀登者》《徒手攀岩》《冰风暴》这些电影在国内上映，也会激发更多人，去尝试这些新东西。”

 

电影《攀登者》在国庆档上映

 

与此同时，珠峰的攀登费用也在逐年攀升，受2019年珠峰大堵车影响，不少高山探险公司纷纷提价。

如巅峰探游公司2019年报名费，是35万人民币，明年会涨到46万。孙斌称：“堵车是不可避免的，我们只能考虑风险方案，明年会给每个队员标配2名夏尔巴向导（正常是配备1名），也会配备更多氧气，这也意味着更多的花销。”

 

被踩在底端的夏尔巴，开始崛起

 

花费不菲的客户，被探险公司带到珠峰脚下，尼泊尔公司承接具体服务，于是被雇佣的夏尔巴成为这条产业链上，被踩在最底端的人们。

“夏尔巴人在被利用。”诺布.丹增愤慨地说道，“即使他们能挣到钱，但他们付出的远比得到的多。”

1953年，他的父亲丹增·诺盖与希拉里一起登顶珠峰，那时的丹增，有一口漂亮牙齿，笑容淳朴干净，确立起夏尔巴人的形象——善良亲和，与世无争。

 

因为丹增，外面的世界才逐渐了解夏尔巴民族

 

若干年后，从世界各地飞来的登山客，打破了夏尔巴人耕种放牧的平静生活，他们在珠峰产业中，成为惟命是从的“仆人”。

背夫、厨师、服务生、修路工、清洁工，是夏尔巴人从事最基础的工作。

“他们有的十二三岁就开始，从背夫做起。一个登山季，能获得3500-7000元人民币。有的背夫正在努力考证，有资质在大本营工作，甚至去C1、C2工作，能获得7000-14000人民币左右。”麦子介绍道。

麦子所说的资质，是指高山向导证。在尼泊尔被认可的向导证，一种是国际高山向导证，一般要花费10-20万人民币，5-10年才能考取到，另一种是尼泊尔国家资质的向导，考取也要耗费5-10万人民币。

“珠峰上有尼泊尔资质向导，薪水是4.2万人民币，国际高山向导，薪水在5.6万人民币以上。”麦子说。

尽管夏尔巴人拿到的，只是产业链上的杯水车薪，但这份登山所得，是尼泊尔人均年收入的七八倍，所以仍有很多人选择在山上卖命。

流动的“昆布冰瀑”被称为死亡之谷，巨大的冰塔在头上摇摇晃晃，随时可能坠落。

一个登山季，正常登山客只需在这里穿越一两次，而夏尔巴要穿越三四十次。客户的装备，经常几十个袋子，如同一座小山，全靠夏尔巴人，一点点背上去。

 

夏尔巴人穿越昆布冰瀑

 

一位夏尔巴称，“90%的夏尔巴人，不愿待在这里。这是陷阱，他们总是说，我明年不回来了，但你会在这里再见到他们。因为他们需要钱。你没有选择，只能干这个。”

大多数夏尔巴的黄金年龄在20-30岁之间。

一旦过了35岁，就没有公司愿意雇佣他们。“这10年，对他们的身体损伤非常大，他们挣到钱后，一般会送孩子读书，去开一个户外店、餐厅、酒吧，或者去国外大型公司，做教练。”麦子介绍道。

因为父辈的努力，所以大多数80、90后夏尔巴，都拥有高中或大学学历，但因为高额的工资，许多新生代还是会追随父辈的脚步，又回到山上。

与父辈不同的是，新一代夏尔巴不再甘愿做“卑微的仆人”，他们试图做主人。

 

老一代夏尔巴，大多没受过太多文化教育

 

2013年，在珠峰南坡海拔7000多米处，一个欧洲人语出不逊，侮辱了夏尔巴，遭到众多夏尔巴人围堵，寡不敌众的欧洲人只好道歉，但夏尔巴人仍不依不饶。

“我早就说过，在山上不准说脏话。”

随后这名夏尔巴一拳打在欧洲人左脸上，并踹了他一脚。

纵使下跪也无用，欧洲人只得逃回营帐，夏尔巴人顺势朝帐篷扔了石块。这场“史上最高海拔斗殴”，似乎宣告夏尔巴人开始尝试夺回主动权。

但主宰自己命运的道路何其曲折。次年发生的雪崩，顷刻间让16名夏尔巴葬身珠峰。

拉帕.丹增是其中一名逝者。上山那一晚，妻子刚生下孩子。他甚至没来得及看孩子一眼，就被掩埋在茫茫大雪中。听到丈夫去世的噩耗，这位年轻的母亲，抱着婴儿靠在窗前，呆呆望向地面，如同失了魂魄。

 

在雪崩中，永远失去父亲的婴儿

 

灾难过后，尼泊尔政府给每户罹难家的抚恤金只有400美元（约合2800元人民币），连办个体面的丧事都不够。

“我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？”

“太多朋友死在路上，我们怎能踏过兄弟的尸体？”

对兄弟的哀痛，转为集体的愤怒。夏尔巴人集会抗议，很快演变成了大罢工。

一周后，尼泊尔政府同意了他们全部诉求，夏尔巴人成功中止了那年的登山季。似乎从这一年起，夏尔巴人终于挺直身板，进一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而主导珠峰市场的公司，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

“2012年刚来时，大本营各支队伍一起开会商讨天气、修路等决策，大家都听欧美向导的。现在，这样的会议，基本是听夏尔巴人的。“麦子曾经在接受微信公众号《奇记》作者湘君采访时，这样说道。

 

2014年雪崩后，夏尔巴人集体罢工

 

很多夏尔巴都独立开了公司，甚至直接跳过中介，到中国招揽客户。快速崛起的背后，也让这个市场存有诸多隐患。

缺乏契约精神的夏尔巴，道德也频频遭受拷问。2019年，在海拔8091米的安纳普尔娜峰，新加坡登山者陈，疑似被夏尔巴尼玛抛弃。

《户外探险》杂志的调查报道曾披露，作为陈生前的登山夏尔巴，出事后尼玛并没有帮忙确定陈的位置，协助其他夏尔巴进行救援工作。

相反下撤途中他走的很快，也没有如媒体描述中那样被冻伤。陈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2019年3月25日，我和尼玛在一起吃晚餐。用英文交流有些困难，感觉他只对钱感兴趣，我有些失望。

越来越浮躁的生态里，夏尔巴人开设的公司为争抢客户，甚至不惜开出低价团，大肆招揽客户。对于这样的公司，孙斌颇感质疑：“尼泊尔当地，比如像七峰这样的公司盲目扩张，每年有一百多人去登珠峰，你以为是去爬香山吗？”

欲望膨胀的毕竟只是一部分夏尔巴，也有的夏尔巴人以知识武装自己，目光长远。

85年出生的尼玛·朗杰，曾经多国留学。2009年学成归国，进入加德满都医院，成为一名医生。2011年他辞去稳定工作，回到了生养他的大山，成为珠峰上的一名医生。

 

尼玛医生在珠峰上工作

 

“回来，是为了更好地感受、体验和理解这些山，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，将高原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登山运动的实践中去。希望对尼泊尔未来的登山产业有所贡献。”

尼玛·朗杰深信，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命运、提高待遇。而夏尔巴民族的提升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光阴不动声色，却悄悄改变着每一个夏尔巴人，有的人越发膨胀，有的人则越发谦卑。“这个高山民族是有信仰的，他坏也坏不到哪里去，重要的是要有约束。”采访的最后，麦子意味深长的说道。

 

结语：

 

国外探险公司、尼泊尔公司、登山客、夏尔巴，仿佛被一条厚重的金丝线，紧紧串起，拴在珠峰冰凉的脊背上。

然而，这座 “大地的母亲”是否早已不堪重负，疲惫不已，似乎从没有人问起。

这个星球上，最纯净的世界屋脊，曾历经沧海桑田，依然泰然自若，而如今因为商业攀登，早已不复平静，到处是人间的喧嚣吵闹、荣辱得失。

丹增的儿子说，如果我父亲还活着，我相信他已经认不出那座山了。他可能会为自己爬上了那座山，而感到遗憾。

 

采访者王学峰供图

 

 

往期回顾：

 

 

参考资料：

1.《奇记.奇迹》珠峰十年，山下风云 湘君著

2.《方圆》8848米的诱惑 2017年16期 沈寅飞著

3.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国内商业登山市场二十年 杨悦祺著

4.《户外探险》安纳普尔娜峰之死调查 2019.07 总第210期 李佳霖著

5.《新快报》珠峰产业链揭秘：转售差价高达上万美元

6.《新商务周刊》地产大亨扎堆登山 2013年第13期 杨志超著

7.纪录片《荣耀还是死亡》

8.纪录片《高山上的夏尔巴人》